第二天，孙权去世。孙弘向来与诸葛恪不和，害怕被诸葛恪整治，不公开孙权已死的音讯，想假传诏命除掉诸葛恪。孙峻将这一阴谋报告了诸葛恪，诸葛恪以请孙弘商议事务为由，在座中诛杀了孙弘，于是发丧并制定丧服。他给他的弟弟公安郡督诸葛融写信说：“本月一十六日乙未，大行皇帝舍弃天下，举国臣民，没有不伤悼的。至于我们父子兄弟，都受到特殊的大恩，不只是一般的臣民，因此悲恸至深，心肝欲裂。皇太子在丁酉日登帝位，悲喜交集，不知所措。我身受遗命，辅佐幼主，自己心中揣测，资质才能比不上博陆侯霍光却担负周公辅周成王般的重托，害怕辱没了叔父诸葛丞相辅蜀汉的榜样，唯恐有损先帝托付的英明，因此忧惧惭愧，心中惶惶不安，思考极多而纷繁。况且老百姓憎恶官吏，一举一动都被注视，哪个时刻能忽视呢？如今我以愚顽驽钝的资质，却身处太保太傅的高位，艰难很多而智慧很少，责任重大而计谋浅薄，谁可作为依靠呢？近观汉代，燕王旦和鄂邑盖主相勾结，发生了上官父子等人图谋叛逆的事，我现在自身就处在这样的处境中，哪敢安逸啊？又，弟所处的地方，与敌人犬牙相错，应在这时整顿军备，督促将士，警惕防备不寻常的事情发生，想着虽有万死之险，也不能有一点顾惜自己的生命，用以报效朝廷，不要忝辱祖先。又，诸将守备，各有自己负责的疆界，还担心敌人获悉皇帝驾崩，会肆意侵扰。边防城镇的各个机构，已经另外下达了约束之令，所统领的将官，不得擅自离开防守地域，私自前来赴丧。虽怀着悲痛不忍的心情，国家公务必须放在私情之上，要像伯禽担负军务镇守边防那样，如果违背，就不只是小事了。要通过严格要求亲近的人来匡正关系疏远的人，这是古人明白告诫的。”诸葛恪重新拜为太傅。于是废除了对臣下的监察刺探，不再设校事官，免去拖欠的债务，除去关卡征收的税款，凡事都以施恩泽为主，人民没有不欢喜的。诸葛恪每次出入朝廷，老百姓都伸着脖子，想看看他的仪容。

初，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，二年筑东兴堤遏湖水。后征淮南，败以内船，由是废不复修。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于东兴，更作大堤，左右结山侠筑两城，各留千人，使全端、留略守之，引军而还。魏以吴军入其疆土，耻于受侮，命大将胡遵、诸葛诞等率众七万，欲攻围两坞，图坏堤遏。恪兴军四万，晨夜赴救。遵等敕其诸军作浮桥度，陈于堤上，分兵攻两城。城在高峻，不可卒拔。恪遣将军留赞、吕据、唐咨、丁奉为前部。时天寒雪，魏诸将会饮，见赞等兵少，而解置铠甲，不持矛戟。但兜鍪刀楯，倮身缘遏，大笑之，不即严兵。兵得上，便鼓噪乱斫。魏军惊扰散走，争渡浮桥，桥坏绝，自投于水，更相蹈藉。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，死者数万。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，亦斩之。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，资器山积，振旅而归。进封恪阳都侯，加荆扬州牧，督中外诸军事，赐金一百斤，马二百匹，缯布各万匹。

当初，孙权在黄龙元年把国都迁到建业，黄龙二年，修筑了东兴堤遏制巢湖水势。后来出征淮南，失败后把战船停泊在湖中，因此废置了东兴堤，不再修整。诸葛恪在建兴元年十月在东兴聚集民众，重新修筑大堤，左右依傍山势筑起两个相望的城堡，每个城堡留一千人，命令全端、留略分别守卫，自己率军返回。魏国认为吴军侵入他们的疆土，为遭受欺侮而感到耻辱，就命令大将胡遵、诸葛诞等人统率军队七万人，想围攻两处城堡，企图毁掉堤防。诸葛恪发兵四万人，日夜兼程奔赴援救。胡遵等人命令部属架起浮桥过渡，布阵于东兴堤上，分兵力攻打两处城堡。城堡在地势高峻之处，难以一下子攻克。诸葛恪派遣将军留赞、吕据、唐咨、丁奉作为先头部队。当时天寒下雪，魏国众将聚在一起喝酒，看到留赞等人带的兵少，并且脱去铠甲，也不拿矛戟，仅仅载个头盔，拿着短刀盾牌，裸身攀登堤岸，就大声嘲笑他们，而不立即排布兵阵。吴国军队得以冲上堤岸，就呐喊着挥刀乱砍。魏军惊慌扰乱而四散奔逃，争挤着抢渡浮桥，浮桥挤坏断裂，兵卒纷纷跳入水中，互相践踏。乐安太守桓嘉等人同时与众兵卒落水淹死，死去的有数万人。过去的叛将韩综当上了魏军前部督将，也被杀死。吴军缴获车辆、牛马、驴骡各数千，物资器械堆积如山，军威大振而归。皇上晋封诸葛恪为阳都侯，加授荆州、扬州州牧，总督内外诸军事务，赏赐金一百斤，马二百匹，丝绸、麻布各一万匹。

恪遂有轻敌之心，以十二月战克，明年春，复欲出军。 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，同辞谏恪，恪不听。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，扶出。

诸葛恪于是产生了轻敌之心，因为这次十二月战斗得胜，第二年春季，又想出征。众大臣认为频繁出征，军众疲劳，都劝谏诸葛恪，诸葛恪不听从。中散大夫蒋延因为坚持谏争，被挟持出去。

恪乃著论请众意曰：“夫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，古今未之有也。昔战国之时，诸侯自恃兵强地广，互有救援，谓此足以传世，人莫能危。恣情从怀，惮于劳苦，使秦渐得自大，遂以并之，此既然矣。近者刘景升在荆州，有众十万，财谷如山，不及曹操尚微，与之力竞，坐观其强大，吞灭诸袁。北方都定之后，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，当时虽有智者，不能复为画计，于是景升儿子，交臂请降，遂为囚虏。凡敌国欲相吞，即仇雠欲相除也。有仇而长之，祸不在己，则在后人，不可不为远虑也。昔伍子胥曰：‘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之外，吴其为沼乎！’夫差自恃强大，闻此邈然，是以诛子胥而无备越之心，至于临败悔之，岂有及乎？越小于吴，尚为吴祸，况其强大者邪？昔秦但得关西耳，尚以并吞六国，今贼皆得秦、赵、韩、魏、燕、齐九州之地，地悉戎马之乡，士林之薮。今以魏比古之秦，土地数倍；以吴与蜀比古六国，不能半之。然今所以能敌之，但以操时兵众，于今适尽，而后生者未悉长大，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。加司马懿先诛王凌，续自陨毙，其子幼弱，而专彼大任，虽有智计之士，未得施用。当今伐之，是其厄会。圣人急于趋时，诚谓今日。若顺众人之情，怀偷安之计，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，不论魏之终始，而以今日遂轻其后，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。自古以来，务在产育，今者贼民岁月繁滋，但以尚小，未可得用耳。若复十数年后，其众必倍于今，而国家劲兵之地，皆已空尽，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。若不早用之，端坐使老，复十数年，略当损半，而见子弟数不足言。若贼众一倍，而我兵损半，虽复使伊、管图之，未可如何。今不达远虑者，必以此言为迂。夫祸难未至而豫忧虑，此固众人之所迂也。及于难至，然后顿颡，虽有智者，又不能图。此乃古今所病，非独一时。昔吴始以伍员为迂，故难至而不可救。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，故无以诒其子孙。今恪无具臣之才，而受大吴萧、霍之任，智与众同，思不经远，若不及今日为国斥境，俯仰年老，而仇敌更强，欲刎颈谢责，宁有补邪？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，欲务闲息，此不知虑其大危，而爱其小勤者也。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闭关守险，以自娱乐，空出攻楚，身被创痍，介冑生虮虱，将士厌困苦，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？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！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，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，未尝不喟然叹息也。夙夜反侧，所虑如此，故聊疏愚言，以达二三君子之末。若一朝陨殁，志画不立，贵令来世知我所忧，可思于后。”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，然莫敢复难。

诸葛恪于是撰文晓谕众人说：“天上没有两个太阳，大地不容两个帝王，身为帝王不致力于统一天下而想要延续帝王伟业，从古至今都没有过。从前战国时期，各国诸侯各自依仗着兵强地广，遇事互相救援，认为这样足可以使国祚代代相传，世上没有人能使他们国势倾危。他们放纵享乐，害怕劳苦，使秦国逐渐自己强大，终于吞并了各国，这是既成的历史事实啊。近代刘景升据有荆州，拥有军众十万，钱财粮谷堆积如山，不趁着曹操势力微薄时与他全力竞争，而坐视他强大起来，吞并消灭了袁绍、袁术等人。北方完全平定后，曹操率领三十万人马来进攻荆州，当时即使有智谋之士，也已经不可能再替他谋划守御了，于是刘景升的儿子，只得反绑着请求投降，终于成了俘虏。凡互为敌对的两个国家想互相吞并，也就是两个仇敌想要相互消灭。存在仇敌而任其壮大，祸患不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会发生在后代身上，不可不为此而深谋远虑啊！从前伍子胥说：‘越国用十年生育、集聚，用十年教养、训练，二十年以后，吴国恐怕会沦废为池沼了！’夫差自己依仗强大，听了这番话极为轻视，还因此逼死伍子胥，并毫无防范越国的戒心。一直到临近灭国才悔悟，哪里还来得及呢？越国小于吴国，尚且成了吴国的祸患，何况那些强大的敌国呢？从前秦国只不过拥有函谷关以西的地方而已，尚且凭这么小的地方并吞了其余六国，如今曹贼得到了战国时秦、赵、韩、魏、燕、齐诸国拥有的九州之地，这些地方都是出产战马的地域，又是人才会聚的地方。现在以魏国对比古代的秦国，土地多出数倍；而以吴国和蜀国对比古代的六国，加起来还没有从前六国的一半大。然而如今吴国之所以能与魏国匹敌，只是因为曹操年代的兵卒，到现在正好耗尽了，而后一辈没有全都长大，正是敌军力量弱小未盛的时候。加上司马懿先是灭掉王凌，接着自己死去，他的儿子还年轻不成熟，而独自担负这个重任；虽然也有智谋之士，但没有得到使用。当今征伐魏国，正是他们处于困厄的时机。圣人迫切地追寻的时机，的确就是今天这种时机。如果顺随众人的意愿，怀着苟且偷安的打算，以为凭借长江天险可以延续帝王事业，不全面地考虑魏国形势，而只看着目前没有威胁就忽略它以后的变化，这就是使我长叹不已的原因啊。自古以来，各国都致力于生产、繁育，如今敌国民众年复一年地繁衍滋长，只因人丁幼小，不可能得以使用而已。如果再过十多年以后，他们的兵员一定比今天多一倍，而我们国内拥有劲兵的地区，都已经耗尽空虚，只有这些现有的兵员可以成就大事业。若不趁早使用他们，空坐着看着他们变老，再过十多年，大约会损缺半数，而现有的后继兵卒数目太少是不值得一说的。倘若敌兵的数量增添一倍，我军兵员损缺一半，即使再有伊尹、管仲一类的贤良谋划，也不能怎样有所作为了。如今不通达远虑的人，一定以为这番话迂腐。祸难没有临头就事先忧虑，这本是众人所认为迂腐的原因啊。等到大难临头，然后磕头求助，即使有聪明人，也不能谋划什么了。这是自古以来的致命的弊病，不只是一时存在的。从前吴王夫差起初认为伍子胥迂腐，所以到大难临头时就不可挽救。刘景升没能估量十年之后的形势，所以没有什么遗留给他的子孙。现在我诸葛恪没有具备一般臣子的才智，而身负大吴国萧何、霍光般的重大责任，我的智力与众人相等，谋虑也不深远，如果不趁今日为国家开拓疆域，很快即将年老，而仇敌将更加强大，到那时即使想乞求自杀请罪，难道能有什么补益吗？现在众臣中有人说老百姓还穷，想要致力于休养繁育，这是不懂得忧虑他们的大危险，而怜惜他们的小小劳苦啊。从前汉高祖有幸已拥有三秦的地盘，为什么不紧闭关隘、扼守险要，以让自己贪图娱乐呢？倾国而出攻打西楚，身受创伤，披戴在身的盔甲生了虱子，将士们饱受困苦，难道是甘于身当锋刃而心中没有想到要安宁吗？只不过是顾虑到长久地相持之中，楚汉不可能并存罢了！我每当看到从前荆邯劝说公孙述出兵进取的谋略，眼下又见到我家叔父奏陈与敌贼争夺的计划，未曾不深深长叹啊。日夜反复思考，所忧虑的就是这些，所以姑且逐一陈述浅见，作为对诸位君子的答复。如果我一旦死去，志略谋划不能施展，谨望后代懂得我的忧虑，可在后世发人思考。”众人都知道诸葛恪这番话，意在坚持出征，然而没有谁敢再反驳。

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，书谏恪曰：“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，计未施行。今公辅赞大业，成先帝之志，寇远自送，将士凭赖威德，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！宜且案兵养锐，观衅而动。今乘此势，欲复大出，天时未可。而苟任盛意，私心以为不安。”恪题论后，为书答友曰：“足下虽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见大数。熟省此论，可以开悟矣。”于是违众出军，大发州郡二十万众，百姓骚动，始失人心。

丹杨太守聂友向来与诸葛恪相好，上书劝谏诸葛恪说：“大行皇帝本有在东关建立屏障的计划，只是计划没有来得及实行。现在您辅助帝王的伟大事业，完成了先帝的遗志，贼寇远来，自行送死，将士们依赖威德，舍身忘死地报效大命，一时间建立了显赫大功，这难道不是祖先、国家的福气吗！应该暂且休兵养锐，看到有利的时机再行动。现在乘着这次获胜的势头，想再次大举出兵，时机不许可。而如果专凭意气行事，我心中深感不安。”诸葛恪在上面那篇文章的后面又写了这样几句话，作为回信答复聂友说：“您说的虽然符合人情常理，然而没有认识到时势大局。周详地审察理解我的这篇文章，是可以省悟的。”于是违背大家的意愿出兵，大规模地征发各州、郡二十万人，致使百姓骚动，开始失掉人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