演戏所用道具谓之行头，一般分为衣、盔、杂、把四箱，这些又叫“江湖行头”。在清代，盐商家内供养戏班均自制戏具，称“内班行头”。这些戏具极尽豪华。如小张班的十二月花神衣“价值万金”，小洪班灯戏“点三层牌楼，二十四灯，戏箱各极其盛”。除此以外，戏台布置更是堂皇，如老徐班全本《琵琶记》用红全堂；《凤木余根》用白全堂；其他如大张班《长生殿》用黄全堂；小程班《三国志》用绿全堂。可以看出盐商们供养这些戏班，仅戏具就需要多么大的花费！

在扬州，一些富商大贾、官僚缙绅家中，整日笙歌燕舞，管弦之声不绝于耳。即使是那些慕名来扬的文人学士，在纵情山水，以诗会友，切磋学问之余，也要欣赏一下扬州的戏剧演出。如《浪迹丛谈》的作者梁章钜在游览东园以后，晚上即被主人邀请在园中观戏，他在书中记下了此事。《陔余丛考》的作者赵翼在扬州看戏时曾赋诗云：“又入扬州梦一场，红灯绿酒奏霓裳，经年不听游仙曲，又为玄英一断肠。”在贾而好儒风气极盛的明清盐商中，戏剧正是他们与文人交往的极好方式。不仅如此，盐商蓄养这么众多豪华的戏班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，那就是奉迎当朝天子的临幸，讨好封建政权，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。如清高宗南巡之际，扬州城自高桥起到迎恩厅止，两岸排列档子，淮南北三十总商分工派段，恭设香亭，奏乐演戏，迎接銮驾。商人们自然是跑前忙后，大献殷勤。

作为明之留都的南京，商人势力发展迅速，徽商、晋商、闽商、粤商麇集于此，尤其徽商势力远远超过其他商帮。戏剧同样受到盐商和市民们的重视和欢迎。在梨园界有一技之长的名演员就有数十位。戏班中最著名的有两个，一个叫兴化部，另一个叫华林部。明朝末年，南京徽商遍征达官贵人，集中梨园界之精华，举行了一次“梨园大会”。侯方域的《马伶传》中描述说：

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，遍邀金陵之贵客文人，与夫妖姬静女，列兴化于东肆，华林于西肆，两肆皆奏《鸣凤》。

这次规模空前的梨园盛会，对南京商业的繁荣以及明代戏剧的发展无疑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从戏剧剧种及剧目的发展来看，商人不仅积极参予而且做出了一定成绩。昆曲早在明初已在苏州一带流行，后来发展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剧种之一。在当时最受人们欢迎的是那些描写市民及商人生活的剧目。如《清忠谱》肯定了市民的斗争精神。《占花魁》歌颂了商人的爱情追求等等。这些剧目反映了市民和商人队伍的兴起。明末清初，社会一度动荡，手工业遭到破坏，商人无心经营，更无心欣赏艺术，昆腔在苏州一度衰落下来。随着扬州经济地位的提高，戏剧的中心亦随之转移。在扬州，以昆腔为上，谓之“堂戏”，又称“雅部”；乱弹次之，谓之“台戏”，又称“花部”；而本地乱弹，皆郡城士人自集成班，其音节服饰极俚，谓之“草台班”。在盐商家中的戏班大抵为昆腔。所演剧目，据清人李斗统计有多种。在着迷于戏剧的明清商人中，有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，他们善于结交文人学士，尤其在组班演戏过程中耳濡目染积累了经验，因此在经商之余也能参加一些剧目的编剧、度曲和导演。如徽商汪季玄、吴越石等人能“自为按拍协调”，“招邀导引”。而商人汪廷讷自编杂剧达种之多。这些由商人自己导演的剧目，更能反映商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。如在《长城记》中，徽商为孟姜女添上一段滚白，痛斥秦始皇为“昏君”、“无道”。借剧中人物之口，呼出了商人对统治者抑商、贱商的不满心声。又如《牡丹亭还魂记》所反映的情与理的斗争，以及情胜理败的结局，也正是深受理学压抑的徽商所希望的，足以浇其心中之不平。还有徽人汪道昆，是明清之际著名“儒贾”之一。他不仅著有文集，撰写不少散文、诗歌，而且擅长戏剧创作。他的《高唐梦》、《五湖游》、《远山戏》、《洛水悲》、《唐明皇七夕长生殿》等剧本，均广受人们称道。

除了自己编写、演出剧目，商人们还凭借自己的财力延请各地戏剧艺人、剧作家搜集整理剧目。如金兆燕，精通元人散曲，盐运使卢见增聘他写戏。当时，一般大戏词曲皆出其手。据梁章钜《浪迹丛谈》记述，剧作家蒋心余撰有种曲目。其中《空谷香》、《四弦秋》就是在盐商江春的康山草堂中完成的。乾隆四十二年(年)，巡盐御使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，总校为黄文畅。历经年，编成《曲海》卷。收录金元以来的各种杂剧共种，分别加以整理说明，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戏剧整理工作。除此以外，徽州商人还出资刊刻了一批通俗戏剧剧本。如明代汪文佐刻《牡丹亭记》、黄一彬刻《西厢记五本》、郭卓然刻《醒世恒言》、黄一楷刻《古杂剧》、黄一凤刻《南琵琶记》；清代黄一中刻《水浒叶子》、黄允中刻《寂光镜》等等。

在清代，还出现了一些商人出身的戏剧评论家，由于他们生活充裕，不为日常衣食所牵累，故能一心钻研戏曲理论。明代戏曲创作家、理论家潘之恒，就是一位世为盐业，并兼营布匹、典当的商人。

总之，明清商人不仅爱戏、懂戏，而且还直接参予组织戏剧的排练演出，参加剧本的编写、刻印，并进行戏剧评论。所有这些，首先是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，而同时他们对戏剧事业的促进，也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