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边防和吏治问题，张居正认为是一回事。官员把无为当作最大作为，没人做事，行政效率低下，贪污腐败横行，长久下去，边防肯定会出事。

最后一个问题是暗指朱厚熜的。朱厚熜在执政后期把自己锻造成一名虔诚的道教徒，整日躲在密室修炼，和大臣见上一面，无异于铁树开花。皇帝不和大臣沟通交流，就不知天下事，何谈治国？

不要轻看了张居正这道奏疏，在那个年代，由于朱厚熜不喜政治，尤其不喜欢谈论政治的人，连言官都不敢轻易上疏，而张居正却以一小编修的身份迎难而上，其胆魄和为民为国的情怀让人感动。

正如人生中任何第一次都难有效果一样，张居正的这道奏疏如同投进墓道，毫无反响。换作普通人必会唉声叹气，感慨生不逢时，悲观一点的，还会转头泛舟四海，或是钻进深山老林，遁入佛老之道。但张居正依然泰然自若，因为他想起徐阶对他说过的一段话：“圣人只是逢其时，才有其事。有些事急不来，也强求不得。该来的自会来，不该来的，你怎么求都无用。”正是这段话，给了张居正自信与沉着。

他调整了情绪，再把自己投进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去。终朱厚熜一朝，除了翰林院编修例行的奏疏外，他再也未上过一道存有本人见解的奏疏。

点到为止，这是张居正年轻时的态度。对方不识货，一味地奉献热情，无疑是热脸贴冷屁股。张居正有自知之明，不会做这种蠢货。

认可严嵩

1549年最后一个月，严嵩生日。张居正写诗称赞严嵩“握斗调元化，持衡佐上玄”，还称赞严阁老身为首辅，却始终保持着谨慎小心的态度，实在难能可贵。他认为，中央政府有这样的宰辅是国家之福。这不是张居正拍严嵩的马屁，而是因为严嵩的政治态度一目了然，确实谨慎小心。1550年下半年发生的庚戌之变，是严嵩这一政治态度的表露，张居正对此极为认可。

1550年六月，一直活跃在明帝国北方边境的蒙古人进攻大同，大同和历次的表现雷同，不堪一击。蒙古兵团首领俺答汗顺势南下，八月，入蓟州。俺答汗于此兵分两路，一路攻古北口，一路从黄榆沟推倒长城进入中国腹地。在通州，两路蒙古兵团汇合，快速攻陷通州，轻而易举地对北京完成了合围。

这真是天大的笑话!

明帝国重兵全在北境，而俺答汗兵团却如入无人之境，势如破竹地来到帝国首都城下!

兵部尚书丁汝夔慌忙领兵出北京城扎营，但正如张居正所说，这是群愁眉苦脸、毫无作战能力的军队。朱厚熜浑身发抖地从炼丹房里出来，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讨对策。众人商议了一天，只得出一个根本就不必商量的办法：下诏各地勤王。

勤王的本质，就是皇帝老儿危在旦夕，四面八方的兄弟们赶紧来解救皇帝的老命。它是一个帝国颜面丧尽的表现。

第一个来到城下的勤王军是大将军、咸宁侯仇鸾的部队，别看他来得早就以为他功勋盖世，其实就是他把大同搞丢的。

仇鸾在北境常和蒙古人打交道，知道蒙古人的厉害，晓得自己的弱点，所以他来勤王，根本就不想打架，而是派人和俺答汗谈判。他对俺答汗说：“只要你不攻城，所有条件统统满足你。”

俺答汗得意扬扬地说：“我嘛，千里迢迢跑到你们家大门口，其实只有一个条件——入贡。”

“入贡”从字面来理解，就是向明政府进贡。俺答汗兴师动众，长途跋涉来到北京，居然就是为了向明政府进贡，这可真是天下第一犯贱。

但稍对中国史了解的人就知道，中国语境中的“进贡”别有意味。中国地大物博，应有尽有，根本不稀罕外邦的进贡，外邦进贡的那些东西，中国转身就扔了。但人家进贡，你要还礼，这个“礼”在很多外邦眼中就是巨额财富。俺答汗多年来一直在明帝国北境动刀动枪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进贡，其实就是想要那个“礼”。这个“礼”包括很多东西，都是要求入贡的人所没有的，比如茶叶、织物、陶瓷，最重要的是铁器。

朱厚熜长期以来为何不答应俺答汗的入贡？大概是出于廉价的自尊。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拿枪逼着说：“我要给你进贡，你赶紧还礼。”

当朱厚熜听说俺答汗还是那个老套的要求后，气急败坏，召集严嵩和徐阶开会。他手里攥着俺答汗的求贡书，像是攥着一只恶心的癞蛤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