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读了曾静的新作《归仁录》后，心中大喜他把《归仁录》中的内

雍正读了曾静的新作《归仁录》后，心中大喜。他把《归仁录》中的内容装进了《大义觉迷录》，怎么装的呢？就是把自己辩驳“十大罪”的话，用曾静之口回答出来。这样，一本详实、丰厚、拥护清朝统治的全新《大义觉迷录》就面市了。

雍正决心将此书打造成一本畅销书。怎么畅销？一是走官方配送路线，下令全国学校的教官督促士子阅读，把阅读此书当成一次政治任务来完成，玩忽职守者一律治罪；二是做广告宣传，嚷嚷得全天下都知道，雍正命曾静到江宁、苏州、杭州等地宣传此书的内容。

《大义觉迷录》确实畅销了，曾静将它广为传播。对曾静来说，传播此书，就是传播雍正的仁德。在这个事情上，曾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算是将功折罪。雍正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过，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，他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，曾静就在观风俗使衙门上班，继续配合雍正，在各地宣讲雍正的仁德。

雍正认为自己这步棋走得很精，他不杀死曾静，而是利用他为自己脸上贴金，以为这样既可安抚民心，又落下一个仁慈的口碑。曾静也是认真负责，兢兢业业为雍正打工。

雍正的本意是要在民间肃清影响，宣扬自己的功德，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，造成谣言四起。至此，这起“文字狱”案并没有最终结束。雍正死后，乾隆即位。即位之初的乾隆，首先面临的是，父皇雍正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空气。

雍正以“严猛治国”，而严有余宽不足。政令苛刻且复杂。而乾隆的施政思想是“执中两用、宽严互济，交相为用”。他曾对大臣说，治天下之道，贵得其中。乾隆认为《礼记》中的“一张一弛，为文武之道”，正是自己应该奉行的为政之道。为政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，恩威并施、刚柔并济。他再三号令大臣们要以此互相勉励，不许有丝毫懈怠，更不能矫枉过正。乾隆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，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；另一方面又纠正雍正时期的错案，以及一些错误的政策。其中被纠正的一起错案就是“吕留良案”。

“吕留良案”源于信徒曾静与张熙的策反，策反这样的事任何政权都是不会容忍的，按常规处置本来也很简单，但是到了雍正手里，却掀起轩然大波，变成一件牵动帝国上下，闹得鸡犬不宁的大案，施刑之酷，株连之广，骇人听闻，这表明了雍正政权的随意与残酷。其实，封建时代独夫治国，政权的本质便是随意与残酷的，只是若干帝王能够借重别人的智慧，明白“民可覆舟”的道理，在随意与残酷方面有所节制。

雍正对吕氏一族的惩处十分残酷，却释放了主犯曾静和张熙。乾隆即位后，立即下令逮捕曾静，并将他斩杀。同时收缴、焚毁了《大义觉迷录》。

曾静被处决后，“吕留良案”还留下一个吕四娘侠义复仇的民间传奇。据史书记载，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日，雍正还在处理政务，晚上得病，次日凌晨便死亡。由于死得非常突然，于是在官场民间，便产生了种种猜想和传说。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吕四娘报仇削取了雍正首级。吕四娘就是吕留良的孙女，“吕留良案”案发后，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，因此幸免遇难。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，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，悲愤填膺，当即刺破手指，血书“不杀雍正，死不瞑目”八个大字。于是只身北上京城，决心替全家报仇。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，四娘拜之为师。甘凤池传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。之后，吕四娘辗转进京，设计潜入清宫，刺杀雍正，削下头颅，提首级而去。民间又盛传雍正大葬时只得以金铸头代之，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。

九　秘密建储与密折制度

在“吕留良案”中，曾静曾给雍正总结了十大罪状：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怀疑诛忠、好谀任佞。前三条罪状“谋父、逼母、弑兄”，都是子虚乌有的，其来源是对雍正继位的猜测。

其实，在清朝前期，确定皇位的继承人，一直是个大问题。皇太极死的时候，多尔衮和豪格相争，最后被顺治皇帝捡了个大便宜；康熙晚年时，皇子们争夺皇位，钩心斗角，几乎打破了头，而皇太子也是两立两废。最后雍正上台，还一直被人怀疑其是否正统。

有这些前车之鉴，雍正皇帝登基后不久，便在乾清宫召集各王公大臣，一起商议立储的新办法，以免骨肉相残的悲剧再次发生。雍正对大臣感叹道：想当年父皇在的时候，太子立了又废，废了又立，弄得弟兄们心神不宁，人人觊觎大位。朕想立储乃是关系到朝廷长治久安的大事，终归要有个解决的办法，你们且说说，有什么好的建议？

大臣们当然不敢对如此重大的事情随意发表意见，最后还是雍正皇帝自己说了：朕以为，皇太子立了之后，问题很多，但不立又不行。朕现在想了一个变通的法子，那就是把继位的皇太子名字写入密封，将其藏在匣内，然后将匣子放在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书的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下面。这里是宫中最高之处，以备不虞。这样的话，大家也就知道建储已设，人心安定。就算以后情况有变，到时也可以再拿下来重新修改。

听了雍正的这番话，大臣们纷纷赞同。随后，雍正便将一份自己亲手写好的继位书放进匣子中。又命侍卫当众将锦匣封好，放在匾额后面。另外，还有一份同样的内容的继位书，则由雍正自己随身携带，在死后才能打开。这两份继位书必须内容相同，方可确定最后的皇位继承人。